升在崇祯时期的作为，不仅帮助国家在困难时期寻找出路，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他的努力，虽然未能彻底改变明朝末期的颓势，但无疑为那个动荡的时代注入了一丝希望的光芒。钱士升的改革理念，强调的是以民为本，通过改善民生来稳固政权，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
五、宽简虚平：《四箴》献策
崇祯帝在位期间，明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力衰退，边疆不安，加之连年灾害，使得民生困苦，朝政也陷入了急功近利的漩涡。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崇祯帝渴望迅速扭转颓势，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但这些措施往往过于苛刻，不仅未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钱士升，这位深谙儒家治国之道的重臣，目睹了这一切，内心充满了忧虑。他认为，要想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施政方针，避免过于急躁和严厉的政策，转而采取更为温和、稳健的治理策略。于是，他撰写了着名的《四箴》，旨在向皇帝及朝臣们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四箴》的内容简练而深刻，主张“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钱士升认为，治理国家应该宽厚待民，减少繁琐的法令，保持内心的谦虚，制定政策时要公平公正。这四条原则，实际上是对儒家“仁政”思想的生动诠释，强调了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品德和施政的智慧。
然而，钱士升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并未得到崇祯帝的完全认同。崇祯帝急切地想要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钱士升提出的较为长远和宏观的治理理念持保留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钱士升与崇祯帝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尤其是在处理一些具体政策时，钱士升坚持的原则与崇祯帝的急功近利产生了明显的冲突。
最终，钱士升被扣上了“沽名钓誉”的帽子，这在当时是一种严重的指控，意味着他被认为是为了个人名誉而非国家利益行事。面对这样的指责，钱士升感到无比痛心，他意识到自己与崇祯帝之间已经难以弥合的裂痕，于是在崇祯九年（1636年），以健康为由请求辞官归乡。
钱士升的离职，不仅仅是个人政治生涯的结束，更象征着一个时代士人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无奈。他的《四箴》至今仍被视为治国理政的智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