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和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
康熙四年（1665年），熊赐履被调入内翰林弘文院担任侍读。这个职位让他有机会更加接近皇帝，为皇帝提供学术咨询，并参与到国家决策之中。这段时间，熊赐履不仅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也在学术上取得了显着成就。
康熙六年（1667年），熊赐履完成了他第一部重要的理学着作《闲道录》。这本书是他多年研习儒家经典和理学理论的结晶，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同年，熊赐履向康熙皇帝进呈了一份长达万言的奏疏，这就是在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万言疏》。
在这份奏书中，熊赐履尖锐批评了当时清朝的一些政策，特别是四大辅臣推行的各项措施。他呼吁少年皇帝加强儒家经典的学习，特别是程朱理学，认为这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熊赐履认为，只有通过弘扬儒家思想，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份奏疏显示了熊赐履深厚的学识和敢于直言的精神。这份奏书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关注，并对熊赐履的能力和胆识刮目相看。结果，康熙七年（1668年），熊赐履被授予秘书院侍读学士的职位，这标志着他在朝廷的地位再次得到了提升。
三、平步青云
熊赐履的政治生涯在康熙年间达到了高峰。康熙八年（1669年），随着康熙帝成功清除鳌拜集团，朝政权力逐渐集中于皇帝手中，这也为熊赐履的政治地位上升提供了契机。熊赐履凭借着深厚的学识、卓越的政治才能以及对儒家理学的坚持，很快在朝廷中崭露头角。
康熙九年（1670年），熊赐履被提升为国史院学士，这表明他在学术界和政界都获得了高度认可。不久之后，朝廷恢复了内阁制度，并另设翰林院，熊赐履被任命为翰林院掌院学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表明他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
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决定撤除云南、贵州等地的藩镇，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直接控制。熊赐履对于这一决定持有保留意见，他担心此举可能会引发叛乱。不幸的是，他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三藩之乱”随之爆发。面对这一突发状况，熊赐履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处理危机的能力。他积极协助清廷平定叛乱，尤其是在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