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职位上，他迅速展现了自己的治理能力。到任后不久，他便发现湖广地区盐价过高，商人普遍抬高盐价，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为此，李侍尧上书朝廷，请求平抑盐价，确保民生。清廷随即命令两淮盐政使高恒前往湖广与李侍尧商议解决办法。经过讨论，李侍尧提出按照淮商的成本加上适度利润来确定盐价，并制定了具体的规定。这一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有效缓解了当地的盐价问题，同时也展示了李侍尧关注民生疾苦的一面。
不久之后，李侍尧因政绩突出，被加封为太子太保，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和政绩的认可，也是对他未来可能承担更大责任的一种暗示。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李侍尧再次被调任为两广总督。然而，这次任期并不顺利。右江镇总兵李星垣因贪污被查处，清廷命令李侍尧依法对其进行处置。但由于李侍尧曾举荐李星垣，他在处理此案时显得不够严厉，导致乾隆帝不满，并认为他有包庇之嫌。结果，李侍尧因此受到了降职处分，并被调回京城暂时管理工部事务。
这次事件不仅反映了李侍尧在官场上的艰难处境，也揭示了当时朝廷内部复杂的权力关系。尽管如此，李侍尧并没有因此失去乾隆帝的信任。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他又被调任为刑部尚书，继续在中央政府发挥重要作用。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李侍尧再度回到两广总督的岗位，并承袭了二等昭信伯的爵位。
三、用兵西南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朝军队开始对缅甸用兵。为了增强周边国家的支持，清廷命令李侍尧向暹罗（今泰国）传达檄文。当时暹罗正处于动荡之中，由甘恩敕控制。李侍尧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宜直接向暹罗传递檄文，而是决定采用更为灵活的手段，私下里向暹罗各部落首领传达信息，要求他们秘密侦查缅甸的军情，并鼓励他们进入缅甸捉拿缅王。然而，这一策略并未得到乾隆帝的认可，李侍尧的行动也因此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与此同时，丰顺地区出现了一位名叫朱阿姜的乱民头目，他密谋发动叛乱。李侍尧得知情况后，立即派遣人员前去抓捕，及时阻止了一场潜在的动乱。这一行动展示了李侍尧在处理地方事务上的果断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