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官争相攀附，进一步助长了和珅的嚣张气焰。面对朝中的非议与排挤，特别是安明案后的连续弹劾，和珅心中种下了对文官的仇恨，这成为他日后残酷打压文人派的重要原因。
就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后，和珅利用职权大兴文字狱，对敢于批评或反对他的文人进行残酷打压，甚至不惜捏造罪名，将他们投入牢狱，甚至处死。同时，和珅还深入科举制度，通过控制考试流程，收取贿赂，形成了“价高者得”的恶劣风气，严重破坏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士子们为了求得功名，不得不向和珅行贿，导致乾隆末年的科举制度几乎被和珅一人所操控，士子之中流传着“几出和门”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黑暗与腐败。
五、野心膨胀
在经历了安明事件之后，和珅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因为处理李侍尧案有功而进一步稳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随着权力的增长，和珅的野心也随之膨胀。1778年七月，他将目标转向了另一位朝廷重臣阿桂的儿子阿迪斯，控告阿迪斯贪赃枉法，并将阿迪斯逮捕解送至京城进行审问。
和珅将阿迪斯贪污所得的金银八箱呈献给乾隆帝观看，此举激怒了乾隆，导致乾隆下令将阿迪斯发配至伊犁充军，并对其父阿桂进行连坐，阿桂也因此被降两级留任。这一事件显示了和珅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的果决和手段，同时也反映出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潜在的对手。
阿迪斯事件之后，和珅并没有停止他的行动。他开始针对朝廷中的武官，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削弱他们的势力。这一系列的动作引起了乾隆的关注，乾隆帝下令需要对这些案件进行严格查办。然而，和珅并没有因此收敛，而是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不久之后，黄枚案爆发，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黄枚是阿桂的义子，年轻有为，早年中进士，后任职浙江省平阳县知县。此次案件是由窦光鼐告发黄枚贪赃枉法引发的。面对窦光鼐的指控，黄枚反过来控告窦光鼐存在“刑逼书吏、恐吓生监、勒写亲供状”等行为。事态升级，窦光鼐甚至以死相谏，显示出他对黄枚行为的极度不满。
在此背景下，和珅上奏乾隆，指出黄枚确实存在贪污行为，并暗示阿桂有包庇嫌疑。乾隆帝对此高度重视，下令彻底调查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