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以群臣宁忤天子，不敢忤礼臣之说耸动朝廷”。
嘉靖通过牢牢控制礼部尚书的人选任命，以控制礼部来获得支持。席书是嘉靖亲选的首位升任礼部尚书的大礼新贵，席书之上 任，正是议礼双方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对席书等大礼新贵的重用，至少传达出两个信号:其一嘉靖决心要改弦更张，用新贵对抗旧臣;其二是对议礼新贵的追随所冒的政治危险有一个交代。
特殊之政的需要是嘉靖朝重礼部尚书的另一 原因。在大明的政治体制中，皇帝的决策权在内阁制下得到了绝对的体现，嘉靖朝大行密疏政治， 皇权决策权的绝对性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礼部尚书因为与嘉靖的特殊关系就更为得到重用。
凡是能够被嘉靖任命为礼部尚书的，无一不是嘉靖的亲臣、信臣。
自藩王入继大统的嘉靖致力于打破孝宗、武宗一脉的原有政治秩序，强化自己的皇权， 树立新皇权权威。“大礼议”既是一个必然的契机，又是试金石。朝中旧臣在大礼议中的不配合态度，都让嘉靖感到异己政治力量过于强大，而自己所任命的这些这些礼部尚书，对嘉靖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礼部尚书成了嘉靖争大礼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和后续礼制改革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嘉靖独重礼部尚书，就是通过重礼臣甚至将其引入内阁，一方面达到让俯首顺从的礼部尚书成为嘉靖朝内阁体制外的辅臣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收到在亲己的礼部尚书和内阁首辅对抗时让两者进行斗争以取得均势的效果，这可能是嘉靖既树立内阁权威而又使其牢牢为己所控的政治目的，也是嘉靖皇帝打击孝宗—武宗一系政治势力以后欲达到的最完善的政治格局。
李默很清楚，礼部尚书在朝中威望荣宠，并非因礼部尚书之职权的变化，而是礼部尚书因特殊政治需要保持着与皇权的特别亲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历史上吏部尚书独重的格局。礼部尚书易于入阁，间接地因内阁地位而提升了整个礼部的地位。而这样的变化是嘉靖礼制改革特殊要求下内生出来的必然结果，礼部尚书乃至阁臣的所有荣宠均来自于皇权，既可以赋予，又可以随时收回，因此地位越尊、宠望越多，对皇权的依附性也就越强。
礼部既相对于六部地位得以提升， 尤其首辅，俨然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