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方面，商鞅推行军功爵制，明确按士兵在战场上杀敌数量授予相应爵位和赏赐。这一举措打破了传统的贵族世袭军权的局面，让普通士兵看到晋升希望，秦军士兵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战斗力大幅提升。士兵们为了改变命运，在战场上勇往直前，秦军由此成为令六国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师。
商鞅深知，法律关键在于执行。为树立法律权威，他采取一系列果断坚定措施。“徙木立信” 便是生动例证。当时，商鞅在国都集市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下令，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十金。起初，百姓对这一命令充满疑惑与怀疑，无人敢轻易尝试。毕竟在以往，官府政令多有不兑现情况。民众对官府的信任度极低，对突如其来的命令保持着高度警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终于，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五十金奖赏。这一事件迅速在秦国传开，百姓亲眼目睹商鞅对法令的严格执行，从此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此后，秦国法律得以顺利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有效实施。但秦国百姓在长期的严刑峻法下，虽行为有所规范，却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社会氛围紧张压抑。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国力极大提升，从相对落后的诸侯国崛起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但秦朝统一六国后，统治者过度滥用法律严苛性，实行严刑峻法。民众稍有不慎便触犯法律，面临严酷刑罚，如连坐制度，一人犯罪，亲属邻里皆受牵连。长期高压统治下，百姓苦不堪言，生活在恐惧与压抑之中。最终在秦末农民起义浪潮中，秦朝迅速走向灭亡。这表明，法律制定与执行需把握好度，既要确保权威性和严肃性，又要考虑民众承受能力与社会和谐稳定。
再看唐朝，作为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其繁荣昌盛与完善的法治体系紧密相连。唐朝制定《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疏议》对各类犯罪行为详细界定分类，并规定相应刑罚。同时，注重法律解释与适用，使法律条文清晰明了，便于执行。例如，对于盗窃行为，根据盗窃财物价值、盗窃场所等因素，划分不同量刑等级，让司法者能准确依据法律裁决。若是在普通民宅盗窃与在官府盗窃，量刑会有明显差异，依据财物价值的多少也会有不同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