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末石全为善也。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末石全为善也。” 董仲舒的这一论断，以形象生动的比喻，巧妙地阐述了人性与善之间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性善恶之辩始终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思想家和学者从各自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董仲舒的这一观点，无疑为我们理解人性与善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深刻的视角。在当今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古老的命题，对于我们认识自我、理解他人以及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董仲舒所处的西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格局初步形成并不断巩固的关键阶段。政治上，汉朝经过前期的休养生息，国力逐渐强盛，统治者渴望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思想文化的统一，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董仲舒顺应时代潮流，构建起一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阴阳五行学说等其他学派观点的庞大思想体系，其中独具特色的天人感应论和人性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董仲舒看来，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但人性并非纯粹的善或恶，而是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他将人性比作禾苗，将善比作米粒，形象地说明了善源于人性，但人性并不等同于善。禾苗中蕴含着长出米粒的可能性，但并不是所有的禾苗都能最终结出饱满的米粒；同样，人性中蕴含着向善的潜质，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将这种潜质充分发挥出来，转化为实际的善举。
董仲舒的这一观点，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孔子提出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强调了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性发展的重要影响，但并没有明确阐述人性的本质是善还是恶。孔子的这一观点为后世对人性的探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不同的思想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和发展。孟子则主张 “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人天生就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些 “善端” 是人类道德行为的根源。孟子认为，只要通过适当的教育和引导，人们就能将这些 “善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