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光大，成为有道德的人。他的理论为道德教育提供了内在的依据，强调了个体自身的道德潜能和自我完善的可能性。荀子则持 “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人的本性中充满了各种欲望和恶念，只有通过后天的教育和礼仪规范的约束，才能使人向善。荀子的观点强调了外在规范对人性的改造作用，他认为如果没有礼仪和法律的约束，人们的行为就会陷入混乱和无序。这一理论为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提醒人们要重视外在的约束和引导。
董仲舒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对人性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看到了孟子 “性善论” 中对人性积极面的肯定，也认可荀子 “性恶论” 中对人性弱点的洞察，从而提出了 “性未善论”。他既看到了人性中蕴含的向善的潜质，又认识到人性中存在的不完善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这种观点相较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更加全面和客观地反映了人性的真实面貌，为后世的人性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当时的思想界，董仲舒的人性论与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也产生了激烈的碰撞。道家主张顺应自然，追求个体的自由和超脱，对人性的善恶持一种相对超然的态度，认为人应该遵循自然规律，不过多干预人性的发展。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注重通过外在的强制力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性的看法较为悲观，认为只有依靠严厉的法律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董仲舒的人性论在与这些学派思想的交流和交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内涵，使其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董仲舒的思想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还对当时的政治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这一举措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支持，也使得董仲舒的人性论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
正如禾苗具有多种形态和特征一样，人性也是复杂多样的，具有多面性。人性中既包含了善良、仁爱、同情、宽容等美好的品质，也存在着自私、贪婪、嫉妒、仇恨等负面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品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可能做出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情。这说明人性并不是固定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