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界那些自诩深刻的人物贴到汪曾琪的身上。
在这些人看来,汪曾琪的思想和他的审美观念既庸俗又媚俗,毫无文学创作者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深刻洞察和批判。
所以《小鞋子》这种以朴素、美好为根基的作品深得他的喜爱也不奇怪,这也是他答应李轻泉来参加座谈会的原因。
汪曾琪夸赞《小鞋子》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他的话却有意无意之间让在场的一些人感到了不快。
这两年伤痕文学的流行是文坛大势,代表的不仅是文学界,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呼声。
汪曾琪的发言刚结束,立刻就有人针对他的话提出了不同意见。
“《小鞋子》这部小说固然好,但我们不能把它的受欢迎简单的归列到对真、善、美的歌颂。
我认为小说当中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对于社会整体环境和风貌的刻画细致入微。在其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真善美,更能看到人性当中的复杂和人际关系的微妙。
小说故事背后所影射的城乡差距和教育不公等问题,也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
如果小说单纯以歌颂真善美为导向,那么它是无法承载文学本身赋予它的力量和厚度的。”
发言的这位是燕京文协的中年作家郑志远,他的语气铿锵有力,发言内容也称得上是有见解,但显然针对性太强了。
因着两人前后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座谈会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凭心而论,林朝阳其实很欣赏汪曾琪的观点。
文学的源头是文字,是记录,从来也没有人赋予它什么高大上的含义和历史使命。
汪曾琪和郑志远的观点一反一正,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林朝阳有着后世人的视角,总觉得文学如果过于强调深刻、批判,强调文学性、思想性,那无异于是将自己推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因为你不得不承认,文学一旦走上追求深刻和批判的道路,很容易就会与下里巴人产生距离,从而缺少环境和土壤,到最后只能是曲高和寡,甚至是自取灭亡。
汪曾琪的观点虽然不够全面,但至少是贴近生活的。
文学,只有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才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