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地主长工的故事。
但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农村’他以前是什么样的？我们国家其他地方的‘农村’又是什么样？
我跟文学界的朋友聊天，有人跟我说，他以前在汨罗江边插队，离着他不到二十公里就是屈子祠，他听着当地的方言还能与楚辞当中的用词联系起来。
我记得忠实同志跟我说，他的老家叫灞桥村，就是“灞桥折柳”的那个“灞桥”。
春秋时秦穆公建灞桥，《雍录》上记：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而入出峣、潼两关者，路必由之。
王昌龄著《灞桥赋》曰：惟于灞，惟灞于源，当秦地之冲口，束东衢之走辕，拖偃蹇以横曳，若长虹之未翻。
从他们的口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如今的农村在千百年前也曾是人杰地灵、风云汇聚之地。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读沈丛文的文章，就对湘西多加注意，据史料记载：
在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劳动生息在洞庭湖附近。这里也就是苗歌中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
后来，由于受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
这也就是传说中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撤退到山中的故事。
苗族迁徙史歌《爬山涉水》，也隐约反映了这段西迁的悲壮历史。
这么多的例子放在眼前，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几十年来，我们对于‘农村’的定义是不是太过狭隘了？
或者我换个说法，我们的文学作品对于‘农村’的讲述是不是太过片面了？
我再进一步说，我们刻意将‘农村’这个概念从我们的文化中独立出来，更多的是为政治服务，但却忽略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林朝阳讲话的语气不少有慷慨激昂的时候，他总是娓娓道来，不疾不徐，今天的发言他依旧是如此。
可在场众人听着听着，脸上的神情却越来越严肃，有些人连坐姿都忍不住正式了起来。
因为大家都发现，林朝阳似乎在提出一个很大胆的概念——“民族文化的根”。
要知道在近几十年里，国内的文化界、文学界对于“民族文化”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