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纬”，并将此看作“内学”，董仲舒《春秋繁露》里就载有求雨的办法。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对，而且是官学，’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重视。许慎、贾边等人，在当时都是有名的古文经学大师，班固的学生马融注《孝经》、《论语》、《周易》、《三礼》、《尚书》，贾逮本人注《左传》，使古文经学达到了完全成熟的程度，马融的徒众在当时达千余人，象郑玄、卢植等，都是他的学生，因而使当时的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当时的郑玄，就是古文经学的大师，何休与郑玄恰好同时。当时，何休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是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二人如同二水分流，各不相让，各有千秋，各扬所长，何休的今文经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成长起来的，因此，何休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功绩，是巨大的。
在东汉时代，以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和以何休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的派别之争，似一种隐微的折光，今文经学反映出了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在政治上的得势，古文经学反映出一部分人企图在政治上得势。斗争的结果，古文经学推倒了今文经学，表现了不同政治势力的彼此消长，在这一点上，何休是个失败者。何休的着作，除了《春秋公羊解话》外，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育》及《谷梁废疾》，以难《左氏》及《谷梁》2传，影响到后世，原作已佚，有清人王漠的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