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抚。此后两年，唐龙在王阳明配合下妥善处理了朱宸濠叛乱案的遗留问题。
公务之余，唐龙还与王阳明切磋儒家学问，推助了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形成。唐龙被调到陕西任提学副使，离开了江西，行前与王阳明匆匆作别，上任途中又不辞鞍马辛劳，写了一封长信与王阳明探讨“行知”之说，对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作了补充，言辞多所鼓励。王阳明在广信收读到唐龙的信，十分感动，就援笔写了这封题为《与唐虞佐侍御》的回信。
此信一开头便说“相与两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谢者。”接着阳明就对儒家心学作了诠释，认为“不言而信，乃为有得也。”并提出了“逊志务时敏”的观点，说：“其逊志也，如地之下而无所不承也，如海之虚处而无所不纳也；其时敏也，一于天德，戒惧于不睹不闻。如太和之运而不息也。夫然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溥溥渊泉而时出之。”并预言他的学说将达到“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施及蛮貊，而道德流芳于无穷”的境界。最后，阳明以颜子语录隐喻唐龙的道德学问。尾言：“灯下，草草为谢。相去益远，临楮怏悒。”短短数语，写出了知心明友之间分别的离愁。这通信函用行草写成，清秀俊逸而不失古人规矩，为上图镇馆之宝，当然也是我们兰溪人的研究先贤行藏事迹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唐龙文颇具浩瀚之气，诗尤长于五言，所着有《易经大旨》、《群忠录》、《黔南集》、《江右集》、《关中集》、《晋阳集》及《淮阳集》，今存《渔石集》四卷，《四库总目》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