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棍，妄指民田为官田，以之进奉王府、勋戚，结交权贵而谋私利。土地兼并的严重致使，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背乡离井而为流民。武宗时全国流民已达600余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造成农民暴动接踵而起，基于此，张璁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的进一步恶化，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
在当时，土地兼并最为激烈、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等所占有的庄田，仁宗建立皇庄，到武宗时已增至200多处，仅畿内皇庄就占地顷。藩王、勋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庄田有332处，占地余顷。“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这就是说，赋田约减少了427万顷，世宗即位后，为革此弊政，稳定社会秩序，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而宦戚辈中挠，世宗犹豫，收效甚微。
张璁入阁后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余顷，其中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这样相对地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是明朝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如正德年间国子监祭酒陆深在一篇奏疏中认为，科举所取的士子往往是浮华而无实用。张璁改革科举制度，重新规定考试文体，提高应试者素质，由于科举名额极为有限，不可能网罗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许多士子难以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于是，张璁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较大，如明人焦竑批评：张璁“为人刚愎，故所行多纵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出现这种因循之论并不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视之见，张璁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风，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显着的成效。
明代名臣张居正，以自己少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