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人恍然大悟，开始感念那位北京长辈的远见和恩德，这些年对他的抱怨也烟消云散，甚至在夜里还跑到村外面对着祠堂的方向点了高香、放了鞭炮，弄得村里的外姓人莫名其妙。
当然对于杨守安来说，这些旧时趣事的真假并不重要，他在意的是现在小学要没了，他唯一的收入来源也就跟着消失了。
自从嘎公去世以后，杨守安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家里的房子和半亩田地虽然还在，但指望那点苞米和红苕来养活一个12岁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显然是不现实的。
对于杨守安这种情况，老书记也是操碎了心，多次到镇里奔走，给申请下来了特殊帮扶的名额，同时还给在村小学里安排了个兼职的岗位。
工作内容其实就是给住在小学里的六位老师做后勤保障，烧饭、劈柴、偶尔洗洗衣服什么的，力所能及，又不失体面。
相比而言，报酬就显得非常丰厚——免去杨守安的学费，同时每个月再补助三十块钱。
别小看这三十块的重要性，当时云阳村普通务农家庭的年收入摊到每个月也就一百出头，对于杨守安这样“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的来说，已经算是天大的“恩惠”了。
所以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生变故，杨守安自然是急切地想要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此时他正站在村口的大树下左顾右盼，等了很久才总算是看到个瘦得跟个猴子似的人影走过来。
“阿四，怎么说？问到新小学要建在哪里没？”
来人叫阿四，是杨守安在村里除了老书记外唯一信任的人，他们同年出生，性格相投，平日里一起抓鸟摸蛋、下河捕鱼，结下了牢固的革命友谊。
“你自己怎么不去？害我被校长抓着训了好一顿，问我为啥不去县里接着上初中，对了，他还提到你了，说你上周给陈老师他们做的炒鸡蛋不新鲜，几个人闹了好几天的肚子，问你是不是把买鸡蛋的钱吞了，随便拿的鸟蛋充数。”
杨守安老脸一抽，心想“不对啊，那鸟蛋看着也没裂纹啊，怎么会吃了闹肚子呢？”。
不过他嘴上可不会承认，面不改色反将一军。
“放屁，肯定是老刘头卖的鸡蛋有问题，回头我就去找他，让他退钱。对了，问你新小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