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好好在这隔离，一切听指挥，我们肯定能够战胜病毒的。”
原先领头的那医生拍了拍杨守安的肩膀，防护服和口罩遮挡了面容，但布满血丝的双眼和脸上清晰可见的勒痕都说明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休息过了。
一个阿四就已经让制衣厂差点陷入了“恐慌”，可和这些医生们所要面对的危险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
他们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家庭，也会害怕。
但在危难之际，当初穿上白衣时候的誓言会支撑着他们的信念，然后坚定而又无畏地站在羊城百姓的身前。
任你病毒再如何凶猛，我等也必死战不退。
随着闪烁着红蓝灯光的救护车渐渐远去，所有这些天与阿四有过直接或者间接接触的人员正式进入了隔离观察的状态。
涉及的范围包括二楼、三楼的打板厂和制衣厂，还有四楼和五楼的绝大部分出租屋，倒是慕慧娴的花店恰好春节歇业，她本人在正月初十以后也没有接触过阿四，所以并未划入“接触者”的行列。
中国人在大灾大难前坚决服从指挥的基因是刻在骨子里的，在短暂的茫然无措后，无论是厂子的员工，还是租屋的租客们都很快就接受了短暂失去“自由”的事实，且井然有序地服从着一条条指令。
大家互相帮衬，安抚彼此的情绪，适时地提出生活上的需求，“隔离区”内临时的规则被迅速建立起来，而所有人都在自觉遵守。
这与杨守安所看的那部电影恰恰截然相反，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人性阴暗的宣泄”，有的只是对强大社会制度体系无条件的信任，以及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善良。
因为原来的屋子已经被封锁，制衣厂的职工宿舍又没有多余的床位，作为“重点观察对象”的杨守安只能被迫单独住到了张叔的办公室里，所幸平日里张叔就经常以厂为家，所以各种生活设施倒也不缺。
躺在沙发上的杨守安看着天花板发着呆，他原本还在惦记着阿四的情况，可突然间却惊坐起身。
“完了，把明天要去上海的事情给忘了，要赶紧和清茹说啊，不然她在火车站等不到我一定会着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