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要求村长，必须把他俩带到乡政府详细审查。
邵江彬和耿学杰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两人再次爬上秸秆垛，将四个行李包拿了下来。
村民们看着四个鼓鼓囊囊的大包，疑心更大了，这肯定是盗墓贼没跑了，那几个大包里，说不定装了多少金银财宝呢。
其实这时候如果两人当机立断，拿出冲锋枪一顿突突，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十多个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抵抗能力，两人不说是毫发无损，至少可以全身而退。
不过由于事发突然，两个人并没有提前准备，这时候也没机会商量，所以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先跟他们回去再说，万一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这件事忽悠过去了，总比直接硬来要强一些。
邵江彬和耿学杰一人拎着两个行李包，跟着这群村民去了乡政府的治安管理办公室，结果一进屋就傻眼了，办公室里竟然还有警察。
当时这间办公室里一共有七八个人，除了乡里的民警陈英华，武装部部长徐文华，治安员赵林源之外，另外几个人都是乡政府其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邵江彬和耿学杰被带进来之后，办公室的门马上就被关上了，邵江彬当时就明白了，这么多人在这里，想靠嘴忽悠过去，恐怕是不可能了。
邵江彬一手拎着一个行李包，直接站在了办公室的最中央，警惕的盯着周围人的一举一动，并小心翼翼的应对各种问题，而耿学杰则是坐在了靠窗的一把椅子上，并把一个行李包放在地上用脚踩住，这个行李包里，装的正是那两支冲锋枪。
整个问话的过程，一直都是邵江彬在应对，他自称是安徽合肥人，准备去成都找自己哥哥，由于前一天钱包丢了，所以只能找个秸秆垛凑合一宿。
民警陈英华问他：“你哥哥在成都什么单位工作？详细地址在哪里？有没有电话？我问核实一下。”
说谎话就是这样，一个谎言说出来，就需要无数的谎言来圆，根本就经不起深挖，这几个问题一抛出来，邵江彬马上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只能继续瞎编：“地址之前写在一张纸上了，和钱包一起丢了，现在我也记不住了。”
这种空口无凭的话，肯定是混不过去的，武装部长徐文华马上命令他们：